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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]朱民:2021年,把我時機,拐點已至

查看: | 2021-03-01 09:11:01|發布者: 中房陳老師

導讀:2021年既是恢復和反彈的一年,同時又要做好未來進入低軌增長的準備,打好未來的基礎。 圖 / IC未來5-10年,做好低軌增長的準備從...
導讀:2021年既是恢復和反彈的一年,同時又要做好未來進入“低軌增長”的準備,打好未來的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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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/ IC

未來5-10年,做好“低軌增長”的準備

從全球經濟、金融來看,2021年,是特別關鍵的一年。

之所以說關鍵,是因為喜中有憂。喜是經過2020年的波動,經濟逐漸由衰退轉向反彈。

而且由于新冠疫苗的出現,估計從今年下半年開始,全球大部分區域可能都會接種疫苗,疫情就有可能逐漸被控制住。

同時,各國政府還大力度地刺激經濟,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。經過一年的折騰,以中國這樣的疫情控制模式,通過隔離、大規模檢測、追溯,能逐漸把疫情傳播控制住的做法,逐漸得到了共識。這些都是好的地方。

擔憂的地方也還是很多,疫情發展還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。我從去年3月份開始就不斷地在說,病毒變異和第二波、第三波大規模疫情的出現是極其普遍的事情。

我正好是《柳葉刀》抗疫委員會的委員,我這個經濟學家天天和醫生打交道,也是挺有意思的,學到了很多東西。從醫療角度來說,現在發生的事情都是典型的病痛學,所以必然還會有波動。

今年的經濟恢復也一定是不平衡的。這個不平衡表現為不同國家和區域之間,比如說發達國家,能夠出臺刺激政策的就會走得好一點;像很多新興國家和低收入國家,由于沒有財政空間,可能就走得比較困難。

而從行業來看,像通訊等產業,由于和人的接觸比較少,所以它的恢復就會好一點;像服務業、餐飲、旅游等,和人接觸比較密切的產業,可能走得就會比較困難。

更重要的是,在一個大的疫情之后,未來5-10年的經濟增長通常會進入一個低的軌跡。不能低估這個影響。

很明顯,現在勞動生產力的增長速度在下降,就業人數也在下降。疫情已經把全球GDP的增長軌跡下降了一個平面,造成了9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,不可能再回來了。

所以我們已經在低軌上往前走,而且可能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。

每一個危機都會對生產力造成影響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到今天的12年時間里,全球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是低于2008年之前的10年的。

而這次疫情,從現有數據來看,未來10年的增長速度會低于2008-2019年這11年間的經濟增長速度。

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2021年既是恢復和反彈的一年,同時又要做好未來進入“低軌增長”的準備,打好未來的基礎。

比如做好銜接和轉移,努力提高潛在勞動生產力。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,能夠增加就業人口,能夠更多地創造普惠全民的增長。

這樣才能看到未來5-10年大格局的發展。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2021年很關鍵。

美國收緊流動性,只是時間問題

從去年開始,很多國家都在實行經濟刺激政策以應對危機。

這樣一個流動性的寬松,甚至叫“流動性的暴力”,已經影響到經濟的方方面面,瘋狂的比特幣也好,暴漲的大宗商品也罷,似乎全球的優質資產最近都在漲價。

一方面,釋放流動性是好的,因為它穩定了經濟,使全球經濟、金融不至于崩潰,它止住了疫情帶來的全球新型危機。

但在大規模的刺激下,會形成幾種現象:第一是政府債務的高企;第二是零利率;第三則是流動性寬松。零利率、繼續寬松,很明顯會對金融的穩定造成傷害。

那么,到了2021年,我們就要承擔過度流動性的后果。

由于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很低,所以大量資金走向了金融市場,走向像比特幣這樣的特異資產,這些都是一部分的后果。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隱憂。

我們要看到這次刺激的規模,最近拜登提出了新的1.9萬億美元的刺激方案。這是在已有的8800億和兩萬億的基礎上,再加上的1.9萬億,總共是近5萬億美元。

這是什么概念呢?美國GDP的25%。它用了整整25%的GDP來刺激經濟。所以預計今年會有比較強勁的經濟增長。

但代價是美國政府的債務比例,從去年年底占GDP的100%上漲到130%,遠超所有發達國家,甚至比高債務的歐洲還要高很多。與此同時,利率下降到了0,甚至不排除負利率。

由于零利率和負利率的出現,整個資本市場的資產定價基準就完全變了,而且會繼續推高股市的泡沫。

以美國為例,企業的盈利是在下跌的;市場的無風險回報,在過去13個月里幾乎沒有很大的變化,但消費者的偏好波動特別大,所以也就會推動股市進一步走向泡沫。

而最大的風險就在于,這么多的流動性,總要有撤出的一天。流動性撤出之時,就是危機可能發生的節點。

歷史上有過無數的案例和教訓。美國總是在危機以后開始加息,從而引起全球金融震蕩。

我印象特別深的一次是,2013年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時,時任美聯儲主席在8月初的杰克遜霍爾貨幣政策年會上,提出要暫緩貨幣寬松政策。

“暫緩”這兩個字就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巨大波動。為什么?因為資金迅速地回流美國,包括印度、南非、巴西在內的很多國家,匯率下跌超過了20%,資本回流的幅度非常大。

所以美元流動性大量流入的國家就會遭殃,而且美國自身的股市也發生了很大波動。因為利率一變,你今天以零利率借的錢,到時償付成本就變了。

現在寬松越來越大,大家呆得就越來越緊張,但還有一些人很“暴躁”,想再趕一趕末班車。但問題是,你總要走的,一走就成了問題。

所以,按照傳統理論來說,政府現在早就應該撤了。但因為擔心危機、擔心不穩定,所以不斷用新的刺激來延長周期。

這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關注點。撤出的一個重要節點,我們稱之為“扳機”。觸動點就是美聯儲在保證寬松的前提下,定的通貨膨脹率目標是2%,只要達不到這個點,它就有空間來繼續支持新的刺激。

那么我們估計,正常的話,2021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可能會接近1.5%。

而如果1.9萬億美元的刺激政策,逐漸入場最終通過的話,美國經濟可能會走強,最終可能就會使通貨膨脹的上升快于我們的預期。

所以美國這兩天討論最熱烈的,就是通貨膨脹會不會反彈。因為美聯儲的政策改不改,實際上就是問“通貨膨脹會不會反彈”?,F在形成了尖銳的兩派,大部分人說通貨膨脹不會反彈,少部分人說通貨膨脹會反彈,比如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·薩默斯就是這么講的。

我們現在從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情況來說,美國經濟增長今年很可能會過熱。在這個情況下,通貨膨脹反彈的可能性就會出現。

如果一定要看一個起始點的話,今年年底我覺得是一個很敏感的時間,因為美國今年一二季度的經濟反彈會很強,同時三四季度的增長也會很強。這個是毫無疑義的。

所以當經濟走強后,通貨膨脹的預期上升時,美聯儲就必須撤出寬松貨幣政策了。對于美聯儲必然會加息這一點,我們是不可以抱有任何幻想的。

因為央行永遠是在危機時降息,在危機過后加息。因為它要保證有足夠的利率空間,在下一次危機來時可以繼續降息。

那么在撤出時,資金就會發生瞬間的逆向流動。我覺得這個事情已經被無數次的危機所證明過了。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時,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全球經濟危機。我們內部做了很多分析和實際情況調研,美聯儲基礎利率變化是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因素。

我要再強調的一點就是說,當我們討論美聯儲會不會撤出寬松,引起資金反彈時,要注意一點,我們今天在全球大的經濟周期框架下來說,是一個長期債務的周期頂峰和一個短期債務的周期頂峰,它是兩個周期頂峰的再疊加。

與此同時,因為這個疊加,形成了股市頂峰。這是三個疊加,股市是債務這個周期頂峰疊加后的一個必然反映。

所以在這種情況下,如果有一個扳機觸動了泡沫的下跌的話,這個下跌會非常厲害。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,世界債務的總額是如此之大。這么大的債務,如果它還本的利率水平發生變化的話,那么整個債務盤子的崩塌將是一個很大概率的事情。

這就是為什么我說2021年“喜中有憂”。憂就包括潛在的一點,就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。

沒有人敢說具體什么時候天會變,所以2021年的關鍵就是,要看到潛在的風險,然后進一步把這個風險,擴展為我們能觀察到的幾個主要變量,然后通過觀察這些變量,我們就能做到心中有數、把握全局。

這3件事,很關鍵!

在疫情發生后,總有人一直追問我,我們會不會進入1930年的大蕭條。我說沒有,也不會有。

其實這次疫情發生時,股市下跌的速度是超過了1930年的,但幅度還是小一點。

之所以說沒有進入1930年的大蕭條,就是因為央行采取措施的速度是史無前例的快;第二是規模大,一下就把第一階段的流動性恐慌危機給解決了。

通常來說,我們講一個危機一般分3個階段:

第一階段是流動性恐慌,這個問題央行政策解決了。

第二階段是償付危機,就是企業真的還不了錢了,比如有的企業經營不好。

通常在一個大的危機時,會出現一系列的企業破產,通常都是在危機發生的4-6個季度以后,也就是現在這個時候將會逐漸地展開。

這時就需要有兩個政策:一是央行繼續提供流動性,幫助人還債;第二需要有結構性的改革,讓整個經濟朝著新結構的方向走。但這都不容易。

我之所以說2021年特別重要,就是目前全球都面臨著結構調整的大問題:在這個過程中,要維持流動,也要完成結構調整,使得未來潛在的勞動生產力能夠不斷地提升,這樣才能把經濟重新穩住,繼續往前走。這個是特別難的。

所以2021年的要義,第一是復蘇,第二是壘好未來增長的基礎,第三是合理地、逐漸地把貨幣政策管住,并且逐漸地、透明地把它給收回。這3件事如果做不好,那么我們就很可能會又一次陷入波動甚至是危機之中。

而波動和危機要是再來的話,就會越來越困難。因為政府的政策空間越來越少,現在利率都已經是0了。我們對最早實行負利率的國家做了一個分析發現,現在德國已經說,你買房,你借款,我還貼給你利息。這個是天下從來沒有過的事情,徹底亂套了。

但即使這樣,還是沒人敢買。你現在是負利率,要是利率上升了,我又該怎么辦?我又不是借你一年的款,是借你20年的款,你能保證我20年負利率嗎?與此同時,由于負利率的到來,大家的信心受到了極大的打擊,所以普遍消費會下降。

我們做了無數的調研案例、統計分析,得到的都是這種情況:央行負利率、財政沒空間,再也不能像2020年4月份這樣大規模刺激了。這時如果再發生問題的話,就會比較困難。

但如果說美國的政策是這樣一個寬松趨勢的話,全球其他國家是不是會跟風?我們該如何應對這樣一個局面?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。

其他國家的央行,特別是發達國家,像歐洲也或多或少會跟隨。因為從現在來看,受第二波疫情的打擊,歐洲的經濟情況還是很不好,今年歐洲經濟恢復相比美國還是比較弱的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美國因為經濟走強,所以它加息的概率也在上升。

剩下的就是中國了。我們這次比較好的就是,央行的貨幣政策出手很快,去年1月23號晚上封城,2月4號央行、財政部四部門就聯合發文支持,流動性入市,針對企業、針對經濟停滯的一系列資金就開始入了,但是規模相對還是小的。

我們看全球財政刺激的規模,發達國家平均用了12%的GDP,是很厲害的;新興經濟國家大概用了6%的GDP;最辛苦的是低收入國家,只有3%GDP的刺激政策,所以它們的經濟恢復就比較困難。

而我們的貨幣政策加上財政政策,比如對企業流動性的支持等,在全球來說是屬于中低水平的,規模不是很大。這是一個好事。

第二就是在這個過程中,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并沒有停止,一直在往前推。也就是說,通過市場化的改革,不完全地和美元掛鉤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當美元的利率水平波動,一定會影響匯率波動時,它對人民幣的利率和匯率的直接或間接影響,相對就會比較小。

因為我們央行此前的刺激規模不是很大,所以目前從全世界來看,我們能動用的政策空間的余地是很大的。所以這樣的話,如果出現大的波動,我們可以有大手筆來支持、應用這個空間。當然如果是中小波動、可控的波動,也可以通過市場調劑逐漸把波動緩和掉。

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我們的貨幣政策和美國的貨幣政策,現在來看還是有一個很好的緩沖的。

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,那就是要防止杠桿上升。泡沫不能再上升了。因為無論你有多少的政策空間,如果你泡沫很大的話,只要危機一動,還是會發生很大的恐慌。

所以這就是為什么,我們現在對房地產也好,對股市也好,對其他市場也好,都嚴格地在關注杠桿率和泡沫。因為只要泡沫在,一個特別小的敏感源的波動,就有可能形成一個大的危機。這是我們在過去幾十年歷史中不斷看到的事情。

朱民回答部分網友提問

1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,哪個通脹風險大?

朱民:通脹現在最大的問題是,傳統的對于通脹的測度,已經不能衡量、滿足今天的實際價格變化了。比如以前的通脹商品里,食品、工業用品比較多,那當然通脹就比較低;但現在消費更多的是服務業,而服務業的價格上升其實是看不見的,但我們都能感覺到。

從全球現在的格局來看,由于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比較低,特別是歐洲、日本,所以我們不是講通脹,是講的通脹預期。所以大家對未來的預期悲觀,這就是日本20年衰退的一個很重要的結果,因為悲觀、不消費、不漲工資,所以通脹就上不去。

而從我們的情況來看,因為總體消費還是弱,而且整個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還沒有到一個很強的狀態,所以通貨膨脹的整體水平應該是在一個可控的水平上的。

2、中美關系,怎么看?

朱民: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還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。

特朗普任職時期完全是非理性的時代。而拜登上臺之后首先提出重返國際,又表示愿意采取理性態度,用談判的方式重新塑造中美關系。我覺得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。

我們對特朗普時期中美貿易的結果,做過一個分析,顯示美國的稅收達到了194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。但美國稅收的大部分是由美國的進口商承擔了。

因為中國商品的質量好,價格合理,很難被替代掉,美國只能選擇進口中國的商品;所以當美國的中間商受了損失后,只能用提高價格的方式,讓美國消費者承受損失。

與此同時,在這個過程中,美國的貿易赤字并沒有因此降低,反而是上升的。所以之前的中美貿易戰并沒有解決問題。

而拜登上臺后,我覺得大家可以談嘛,談就比較好。

通過之前幾年“去全球化”“去中國化”的動作,不難發現民粹主義在美國、在世界還有著相當大的市場,這說明美國的政治生態還處在對立狀態。

而拜登所說的重回國際社會,在一定意義上增加了中美合作的國際空間,但反過來說,拜登也有可能通過國際聯盟來重新建立對中國的“圍墻”。

中國今天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,越走越強,必然會引起部分美國人的顧慮。中國最強大的優勢已經不是廉價的勞動力,而是科技創新,所以接下來發達國家可能會加強對中國的技術封鎖,我們不能掉以輕心。

有一點很明確:脫鉤是不可能的。因為中國制造業是最強的,產業鏈和生產基地是最完善的,而且中國有十分強大的市場,美國是脫不掉的。

對于中美的未來,我們要做好應對更復雜局面的打算。未來中美還是應該達成共識,也就是說朝著全球化的方向走。無論是競爭還是合作,我們都希望中美之間有溝通和談判的那一步。

3、2021年,有哪些確定性機會?

朱民:在疫情之中,迅速地發生了地緣政治的惡化,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
在這種情況下,我們迅速提出了“雙循環”戰略。我一直說“雙循環”的戰略意義有兩個,第一是立足本國市場,第二是立足我們的科技,要重建我們的科技、重建我們的創新體系,這個和新基建結合起來,就是中國未來確定的東西。

中國的未來,受全球經濟的影響,會有變動,也會有變化。這個很正常。但有一點,我們要走自己的路,這個大船要走穩,包括幾個方面

第一就是走科技創新,全面的數字化轉型。這是個大勢,我覺得不會變。

去年,我們的5G基站建了80多萬個;今年又是個大年,要爭取能夠把東部沿海和主要城市的5G全部做完。中國現在已經有全世界一半的5G用戶。

通常來說,5年建一個G,4G用了5年、建了400多萬個基站覆蓋中國。我們現在希望能在3年多一點的時間里,把5G給做完。因為有網絡才有效用。

但5G只是基礎設施,我們下一步追求的技術就是用物聯網把物聯起來,這是個千億級的市場。用這個平臺,把我們自己的產業、公司數字化,這中間有無限寬廣的機會。

第二就是科技的發展、科技的投資,這個也是確定的。我們現在開始考慮“2060碳排放”,估計從今天到2060年的40年里,每年在新能源上的投資會超過GDP的1.5%,也就是說在今后5年里,每年會有1.5-2萬億的投資;到了2030年以后,每年是4-6萬億的新能源投資。

這不單是減排,而是整個經濟的徹底變化。到2060年,我們的碳中和減排要到0,也就是說我們能源的消耗會比今天還少。

但到2060年,我們的GDP可能不止翻一番,甚至是翻幾番,但對傳統能源消耗會減少,那你的技術該增長到什么地方?所以未來投資新能源、投資任何碳中和的事情,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。

第三點就是中國繼續改革開放是確定的。我們用技術來構建一條可持續的發展道路,同時通過改革開放來支持這個技術的發展。

中國40年的經驗教訓,說明了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中之重?,F在就是高水平的開放、適度性的開放,以后還會進一步地加大開放。

所以改革是必然的。因為當光能源變成主要能源的時候,現有的電網系統就會發生根本變化,那你怎么能不改革呢?

有這么幾條確定,我覺得我們往前走就會有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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